達沃斯的天空總是明朗得沒有一絲陰霾，但當今的世界經濟卻一點也不像這個瑞士小鎮那樣晴空萬里。1月20日至23日舉行的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云集了從美國副總統拜登、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到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外長以及眾多世界頂尖經濟學家等的重量級嘉賓，從與會媒體的報道來看，不安情緒彌漫在達沃斯的各個角落。
事實上，正像英國《金融時報》近期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的，這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全球性焦慮”，“……從北京到華盛頓、從柏林到巴西利亞、從莫斯科到東京，政府、媒體和公民無不感到緊張不安。”
2016年第一個月里，全球股市持續暴跌，迄今已有逾4萬億美元市值蒸發，其中2.3萬億美元市值是在今年第一個星期內蒸發的，創下20年來最差的新年開局。包括標普、日經等在內的美、日、歐各地基準股票指數在一個月里下跌了近10%，眼下，至少已有40個國家和地區的股市已進入技術性熊市。與此同時，大宗商品價格暴跌，國際原油價格一度跌至每桶28美元，創下11年來新低。
悲觀情緒仍在發酵。有人斷言，本輪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現在正開始上演它的第三幕——即第一階段自2007年始于美國，第二階段從2010年起轉移至歐元區，現在進入第三階段，新興市場經濟體。這次，世界各國能夠有驚無險地度過這一不確定期嗎？
疲弱的經濟復蘇
自2007-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形勢正在逐步好轉，但其向上攀升的勢頭卻日益疲弱，并且表現得參差不齊，以至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用“太慢、太脆弱、太不均衡”來形容本輪經濟復蘇。
為此，聯合國、IMF、世界銀行、經合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幾乎所有國際組織每年都要多次下調全球增長預期。IMF在2015年里先后四次下調了未來經濟增長預期，其在1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報告預計，世界經濟2016年將增長3.4%，雖較2015年的3.1%有所提高，但仍然相當緩慢。稍早之前，世行的《全球經濟展望》預測則稱，今年全球經濟增長率將從2015年的2.4%提高至2.9%，但低于去年6月時預估的3.3%。
當前世界經濟的最突出特點，大約可以用兩句話來總結——
第一，這是歷史上所有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最緩慢和最乏力”的一次復蘇。IMF在將近一年前曾警告說，世界已迎來“低增長時代”，其總裁拉加德用“新平庸”(new mediocre)來描述這一新常態。而在克林頓總統任內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的哈佛大學教授拉里·薩默斯則相信，全球經濟進入了自上一次大蕭條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個令人沮喪的“長期停滯”時期。實際上，世界范圍內的信心和信任的大幅下滑已是不爭的事實。
2015年達沃斯論壇期間，路透社對全球1300位CEO的調查結果顯示，僅有1/3多一點點的企業高管認為世界經濟會在可見的未來內改善。而且，CEO們對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信心均在下降。路透社的另一項調查還表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公眾對企業及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下降。
第二，這種復蘇還因為充滿了不平衡和不確定性而極為脆弱。美聯儲加息、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通貨緊縮、生產率下降、顛覆性技術創新、全球貿易倒退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等都是造成這種不確定性的因素。各自獨立地看，這些脆弱性可能都只會拖延經濟復蘇的步伐，尚不至于構成真正的“危機”，但它們聚合在一起，則足以觸發一場新的危機。
花旗(Citi)首席經濟學家威廉·比特(Willem Buiter)去年10月份曾表示，主要由新興市場引發的一次“溫和的全球衰退”在未來兩年內有55%的發生可能性，這一觀點得到了著名的《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的認同。而IMF定期發布的對主要地區“衰退風險”評估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則認為，雖說當前發生“嚴重”全球衰退的風險似乎相當低，但在某些地區——最典型是拉美——這一風險甚至超過了50%。
而中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2015中國企業領袖年會”演講時也表示，目前全球經濟形勢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復雜嚴峻的一年
橫向來看，可以用“分化加劇”來形容當前和未來一段時間各主要經濟體的面貌。
如果說全球經濟就像一架大型噴氣式飛機的話，傳統上它的四個引擎分別是美國、歐洲、日本，以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
在黯淡的態勢下，美國經濟可謂一枝獨秀。即便增長的強勁程度還不如人們所期待的，但過去5年來美國經濟一直都在穩步復蘇。鑒于美國經濟的堅實基礎及其在制度及創新能力等各方面擁有的巨大優勢，這種復蘇的趨勢未來依然可期。
而歐元區或許的確已經度過最危險的難關，主權債務危機暫時消退，至少不再是新一輪全球危機的首要風暴眼，經濟也略有回暖，但它目前還面臨嚴重的通貨緊縮風險，仍未擺脫重陷衰退之虞，其高得難以接受的失業率也是隨時都有可能引爆重大政治經濟危機的一顆定時炸彈。
在日本，“安倍經濟學”的前兩支箭（央行“印鈔”與財政加大赤字支出）射出已有一段時日，它們在刺激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動能正在迅速衰減，已成強弩之末。由于“第三支箭”（結構改革）遲遲未見實質性動作，甚至達成它的政治共識都尚未取得，加之上調消費稅率，日本經濟可以說步履蹣跚。日本經濟能夠不拖全球經濟的后腿就已是萬幸，我們幾乎不可能指望它充當拉動增長的正面力量。
再看其他發達國家，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資源出口型國家因大宗商品價格暴跌而遭受重創，韓國等國則受迫于同中國之間貿易的降溫。
而自2008年華爾街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中國和“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經濟體可以說一直是支撐全球經濟的中流砥柱。多年來，來自中國的旺盛需求不僅讓大宗商品與能源出口國得以共享繁榮，也極大地穩定了德國這類以高端制造業見長的貿易強國的經濟增長。但曾經是最大的“世界工廠”的中國經濟現在增長正在減緩，這既是全球經濟長期低迷的結果，也將是全球經濟今后一段時期內進一步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直接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也嚴重影響到了經濟結構不合理、極度依賴石油天然氣等初級資源出口的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其中最明顯的是俄羅斯和巴西。它們都是體量龐大的巨型經濟體，預計這兩個國家在今明兩年將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危機策源地——實際上，俄羅斯的經濟在2015年里已經陷入嚴重困境。
近年來全球經濟的重要亮點出現印度，2015年印度的GDP增長預計將高達7%。有人樂觀地預測，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未來它將逐步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新引擎。
因此，當前的最大問題是，僅僅依靠美國這一臺引擎能否驅動全球經濟以及能夠使這種脆弱的復蘇維持多久？在現代經濟史上，還很少有這么多大型經濟體同時陷入如此捉襟見肘的境地。這就是IMF總裁拉加德所抱怨的全球增長“失衡”。IMF還認為，美國終將獨木難支，而且，其他地方的經濟低迷意味著美元更加堅挺，但這反過來很可能損害美國自身的經濟增長。
發達經濟體艱難爬坡
在過去20年中，美國與中國這兩個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之間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總體上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演化。但在最近3年里美國在恢復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方面贏得了明顯的成功，重新登上了曾經把持半個世紀的世界經濟增長首要驅動者的地位。2013、2014和2015三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分別達到2.3%、2.8%和3.1%，不僅超出預期，而且不斷加速的勢頭似乎昭示了美國經濟復蘇的強勁動能和可持續性。這也是去年12月美聯儲決意升息的基礎。
然而，正如美國國內對美聯儲的升息存在激烈分歧那樣，也有人堅持認為，美國經濟增長的根基并不穩健，增長動力有減弱跡象，甚至判斷這一輪微弱的經濟擴張期已經接近尾聲。他們的理由是，美國制造業、對外貿易以及企業核心資本開支等數據均不甚理想。與此同時，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近年來不斷兩極化的民意所造成的潛在政治風險也可能不利于美國經濟持續復蘇。這一點，可以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許多言論中窺得端倪。
相比于總體前景看好的美國，歐洲的情況要復雜得多。
自2010年以來，持續深化發酵的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一直是懸在世界頭上的頭號警報，以至于2011年9月馬賽G7會議期間，一位與會美國高官毫不客氣地說“世界經濟75%的困難”都是歐元區造成的。過去幾年里，美國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政府也一再向歐洲領導人施壓，要求它們采取果斷措施，以切實提振經濟。
一般來說，對歐洲的擔心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首先，歐盟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體，也分別是美國和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美國和中國分別有1/5和1/4的出口產品銷往歐洲。如果歐洲發生嚴重的解決衰退，勢必影響到美國和中國以及其他許多與歐洲存在重要貿易關系的國家，例如俄羅斯。鑒于美國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與歐洲的貿易占其經濟的比重不高，而中國則是一個高度依賴出口的國家，歐洲經濟的衰退對中國的挑戰要比對美國大得多。
但第二，更危險的還在于越來越多的歐元區國家可能出現的債務違約而引發的歐元區金融體系全面崩潰，甚至歐元區本身的解體。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那么就會毫無疑問地將整個世界拖入第二次大蕭條。今天已很少有人記得，上一次大蕭條的主要導火索之一，正是奧地利和德國銀行的連環紛紛破產。由于美國的金融機構擁有許多歐洲方面的敞口，所以在金融方面美國可能會比中國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
但不管怎么說，比起歐債危機最危急時的2011年，當下歐洲的整體狀況看起來已露出了些許曙光。2015年和2016年，歐元區經濟預計將分別增長1.3%和1.7%。在該地區最大的幾個經濟體中，意大利經濟預計將連續三年縮水，法國經濟陷入停滯，就連多年來勢頭一直良好的德國也急速放緩了增長的步伐。不過，也有一些原先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國家重拾增長動力，其中西班牙有著明星般的表現，它去年的經濟增速可望超過3%，是此前預期的兩倍。葡萄牙、愛爾蘭、拉脫維亞等國也有不俗的表現，只是他們的經濟體量不足以向外部輻射。最近兩三個月，歐洲的制造業增速已升至兩年來的高位，也令人對未來有所看好。
在另一方面，債務危機本身也有所緩解。數據顯示，歐元區2015年的財政赤字很有可能低于3%，一些國家的公共財政重建和金融系統整固也都取得了不小的進展。當前歐洲經濟中的最大制約因素依然是兩個：第一，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第二，通貨緊縮的威脅。
在發達國家中，日本經濟未來的不確定性是最大的。
在經歷了3·11大地震的沉重打擊以及“安倍經濟學”前兩支箭的強勁刺激后，日本經濟的復蘇現在似乎走到了一個艱難的十字路口，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造成的日元走軟以及貿易競爭力的提高所帶來的短期經濟動能目前已顯露疲態。2014、2015和2016年，日本的GDP增長分別僅為0.4%、1.1%和1.7%（預計），這使得人們對“安倍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方案的信心正在減弱。如此超大規模的“印鈔”計劃似乎并未能夠達到日本央行期待的推升長期通脹率的效果，一方面，人們不再那么相信這種改革能夠真正打破該國的債務和通縮周期，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擔心這種雄心勃勃的政策可能會導致政府借貸成本上升，最終釀成歐元區那樣的債務失控。
相對而言，英國在發達經濟體中的境況有點像發展中經濟體中的印度，雖然它也無法逃脫歐元區的拖累，但由于卡梅倫和奧斯本采取的緊縮政策已顯著奏效，其總的經濟狀況要比歐洲大陸好得多。
新興市場的“新常態”
中國是這一輪全球性金融市場動蕩的觸發者之一。新年伊始，受離岸市場人民幣匯率進一步大幅下挫的沖擊，新年第一個交易日里，滬深股市便觸發剛剛啟用的熔斷機制。在隨后的幾個交易日里，中國內地股市再次兩度觸發熔斷，以至于中國監管當局在壓力之下不得不緊急宣布暫停這一初衷旨在使市場免受因非理性拋售而造成更大損失的投資者保護機制。事實上，短短半年多來，上證指數已從本輪行情最高時跌去將近一半。
雖然國家領導人在各種場合不斷強調對中國經濟長期的看好，但目前似乎都還不足以完全化解全球投資者對中國經濟下行的擔憂。的確，中國經濟極度不平衡，有著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儲蓄率、浪費極大的高投資率、高債務率以及大量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系統性的“再平衡”過程，但它們無一是能夠輕松解決的。過去三年多來，作為中國經濟支柱的制造業也一直處于低迷狀態。
用中國領導者的話來說，中國經濟的現狀是“國內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矛盾正在逐步顯現”，中國經濟目前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階段，實現制造業從粗放增長到集約增長的升級發展，和從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到消費與投資協調拉動的轉換，是一個“充滿陣痛、十分艱難”的過程。如果說美國和西方發達經濟體應該由重視消費轉型重視投資的話，中國則恰好相反，這就是全球范圍內的“再平衡”。而在這一“再平衡”過程中，按照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說法，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要適應“新常態”。“新常態”有幾個主要特點，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這么多年來，世界經濟界的一個最大的共識可能就是：我們已經見證了數十年的輕松實現8%、甚至兩位數以上經濟增長的“中國奇跡”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但當這一天真的來到時，世界卻仍然顯得措手不及。由于中國經濟的規模如此之大，又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基地和商品貿易國，因而它對于世界經濟的影響可以說幾乎達到了美國經濟全盛時的程度。過去有句話說，“美國一打噴嚏，全球經濟就感冒”。今天這句話依然正確，只是還要加上下半句：“中國一打噴嚏，全球經濟也感冒”。很大程度上說，未來全球增長的前景將日益取決于中國經濟的放緩程度。
好在由于中央財政整體上尚屬穩固，貨幣政策也未向美歐那樣用到極致，中國政府的政策武器庫里依然有不少可以用于應急的彈藥。此外，即便GDP增長下降至7%甚至6.5%以下，這仍然是很高的增速。中國經濟在總量上早已今非昔比，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的首席經濟學家保羅·謝爾德(Paul Sheard)表示，“就對全球GDP的增加而言，中國今年6.9%的GDP增長相當于2009年大約14%的增長。”
當然，有一點需要全世界提前做好準備，即便中國能夠平穩地轉向服務業主導的消費驅動型的新增長模式，中國的經濟結構也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中國能夠支撐大宗商品市場的日子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不同于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冷熱分化，新興市場經濟體幾乎是出現了全面的“結構性放緩”。事實上，新興世界的弱點已暴露出來一段時間了。只是在過去年景很好的那些時代，單憑廉價貨幣和豐厚大宗商品利潤便能為資源出口型新興經濟體帶來輕松的高增長，而大多數亞洲新興經濟體也只需堅持“擴大出口”這條簡單的經濟策略，就能實現強勁的經濟成長。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好年景”得來容易，多年來，沒有幾個新興國家建立起了那種足以推動它們躋身世界一流富國行列的多元化高效經濟。
然而，這樣的好運已經過去。由于本輪經濟危機造成了戰后發達經濟體內部最嚴重的經濟蕭條，它們的消費能力隨之大打折扣，這使得新興經濟體對它們的出口遭受前所未有的阻礙。在這種情況下，新興經濟體自身的弱點和缺陷便暴露無余：首先，它們的金融體系和政府監管遠不如發達國家那么堅固和完善；其次，發達經濟體退出寬松貨幣政策很可能對它們產生的外溢效應，例如嚴重的資金外逃；此外，有些新興經濟體的政府和企業有過高的負債，隨著美元匯率的升值，其償債成本水漲船高。
許多機構認為，由于外部環境危機四伏、內部結構性弊端重重，當前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疲弱問題或許比之前的預估更大，也更持久。為了落入避免經濟學家經常提及的“中等收入陷阱”，新興經濟體必須進行大規模的結構性改革，清除阻礙經濟增長的一切制度性障礙，但這顯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從亞洲到拉美，再到非洲，除了印度以外，所有的新興經濟體在未來幾年都將面臨增長顯著放緩的局面，而在其中，“金磚國家”中的俄羅斯和巴西以及拉美的阿根廷等國家則已經或將要陷入衰退。
危機終結于起點？
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遠來看，美國經濟的復蘇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是世界經濟擺脫“后危機時代”，成功重回正軌的最重要的基礎。本文從世界各國的“橫向”視角審視了當今全球經濟的概貌，在下本文的下篇中，我還將從“縱向”，即當今世界經濟中存在許多深層次問題——如通貨緊縮風險、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和全球化倒退等——來進一步剖析走出危機的對策。
美聯儲上月的升息拉開了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大幕，這宣告了廉價美元時代即將結束。接下來的總體趨勢是，充溢于全球各經濟體（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內的流動性將會重新回流華爾街。如果我們運氣不錯，世界經濟得以有驚無險地度過未來的一段不確定期的話，那么，全球金融危機最后將終結于它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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